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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纪事——访维吾尔族翻译家阿力木沙比提

作者:哈森来源:《通往巴别塔的路上》 日期:2016年11月29日 09:48

阿力木沙比提,现为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局长、总译审、业务导师,二级译审、国家民委领军人才。兼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译协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主任,国家级民族语文翻译学术刊物《民族翻译》杂志主编,中国突厥语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理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名词术语规范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民族广播网民族问题及网络安全专家顾问。

是的,阿力木沙比提同志是我的领导,更是我敬重的老师和前辈。他于2010年到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上任之前,长期在国家级民族文出版机构——民族出版社工作并担任领导,之后又在民族画报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他以在首都30多年的工作经历,见证了少数民族新闻出版、民族语文翻译事业的发展变化。平日里他为人低调谦和,待全局各民族职工亲如兄弟姐妹;他在工作中率先垂范,带领业务人员奋战在翻译的第一线上。下面,我把这段围绕着还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民族文翻译工作实况展开的更多关于翻译的谈话呈送给读者,让更广大的读者来认识和评价这位德艺双馨的翻译家吧!

 

哈森:阿局长您好,感谢您支持我的工作,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记得2015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翻译局接到了中宣部安排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紧急翻译任务。作为这部重要文献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工作的组织者,能否回顾一下这次组织翻译工作的过程以及您的个人感受?

阿力木沙比提:继《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之江新语》等论著之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我们接到的新一代领袖著作翻译任务的重中之重。这次任务重、时间紧、文章翻译难度不小,还赶上了春节和我局每年的重要任务——全国“两会”翻译任务。

这次用五种文版翻译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任务,须由我局和民族出版社共同完成。任务一来,我们局社两家立即召集业务联席会议,做动员部署,落实责任,做出了严密的工作方案,短短三天时间基本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翻译专家们集中进驻封闭办公地点。

针对时间紧、任务重、质量要求高的特点,在整个翻译工作过程中,翻译局与民族出版社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分工负责,突破以往“翻译—审校—终审—审读”常规方式,将审校工作前置,形成翻译、编辑、审校同步交叉进行,做到了即译即审即改,由我局专家负责终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事实证明,在《毛泽东选集》民文版翻译出版之后,国家首次大规模集中一批翻译专家、集中封闭办公、翻校审一体进行领袖著作翻译的模式是成功的,堪称民文翻译领域的经典范例。

作为从事多年翻译工作的一名翻译工作者,我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一部领袖著作如何翻译成民文版经典范本的整个过程,为之震撼,为之感动。翻译不仅仅是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也不是语码的简单转换,它是文化符号,是需要带入情感的。翻译初始,我们所有专家不谋而合,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译成权威性经典作品。译著既要把握和体现著作的思想内涵,力求保持习近平总书记的行文风格,又要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表达习惯,在做到信、达、雅的同时,让少数民族群众能轻松地理解和接受,特别要把引经据典、成语用词翻译到位。面对一系列难题,专家们合理安排分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多人会审,集思广益,为一个词、一个字的翻译常常讨论到天亮,专家们放弃了春节、藏历年及三八妇女节等节假日,一直坚持工作。

记得也有一个插曲:当时蒙古文版翻译人员对书名译名意见不一致,为了做到精确无误,我们组织专家就蒙古文版书名译名进行研讨,也专门派人赴呼和浩特,请自治区政府翻译处牵头组成专家组进行讨论研究,确定了书名。这也反映我们的翻译工作也是深入基层、接地气的。

文献翻译工作开始不久,翻译局按照惯例入驻了2015年全国“两会”翻译工作驻地。当时,我们提出文献翻译和“两会”翻译工作两不误,要统筹考虑,合理安排,优质高效完成任务。这样,“两会”工作驻地,同时也成了文献翻译工作场所。各语种翻译专家,面对两项重大政治任务,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合理调配时间和人员,两项工作交叉进行,为按时完成文献翻译工作争取到了时间。“两会”工作一结束,承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翻译专家没有回家休息,直接奔赴驻地继续开展工作。这种无怨无悔、主动奉献的精神让我动容,让我看到了老一辈翻译工作者身上“讲政治,顾大局,一丝不苟,甘于奉献”精神的延续,也让我再一次感受到大家为呈现一部完美的翻译作品“衣带渐宽终不悔”“挑灯夜战寒窗苦”的境界和追求。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我切身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对少数民族群众文化需求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关怀,倍感荣幸,倍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曾说:“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民文版的面世,凝聚着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与民族出版社近二十个少数民族翻译家共同的付出和努力,不同民族合作交流,局社共商共研,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打造多民族共同体的理念追求。在这过程中,王正伟副主席、刘奇葆部长多次做出重要批示,蒋建国、丹珠昂奔、陈改户等多位领导同志专程到驻地慰问我们,给我们加油鼓劲,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义无反顾地完成了这份光荣的使命。可以说,一部译著,100多天,79篇文章,五个语种100余万字,凝聚了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各族职工付出的艰辛与汗水,矗立起我国民族语文翻译史上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哈森:作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维吾尔文版的定稿者,您觉得本书翻译的难点是什么?您是怎样克服和处理的?可否回忆一下您当时的心情?

阿力木沙比提:中华历史源远流长,五千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也集中体现在汉语言文字上。总书记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场合,用不同的语言形式,从《论语》《庄子》《左传》等古代传统文本中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将治国理政阐述得淋漓尽致。他引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强调勤政为民的重要性,正是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体现;尤其是在多次讲话中引用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教导干部一定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重的位置,切身体察人民的疾苦,引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强调我们为人民服务应有的精神和态度。总书记国学修养深厚,对此自有更深的体会。通过对这些经典词句的翻译,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理解,更使我们体会到总书记深植内心的为民情怀。翻译工作中,引经据典的翻译历来是一个难点,为了做到译文的准确性和规范性,我们要求翻译人员:原文中的典句和古词古语,如果是《毛泽东选集》等权威官方翻译作品中出现过,那就得查找,跟之前出过的文献尽可能统一一致。但如果感觉当时的翻译欠妥的话,还要进一步加工,让它更加精准。另外,我们翻译局目前实施的信息化建设项目成果——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平行语料库,真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翻译效率,解决了问题。只要之前有翻译的文本,基本上都收入其中,只要输入汉语,就能调出相应的译文以及出处。再就是,我们当时成立了疑难解答质疑组,安排了两名学识渊博的博士毕业生,专门对汉文生涩难懂、理解困难的词语进行查询和解答,各语种提出的问题解答后共享资料,记得这本书疑难解答的词条有近700条。其中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四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等出自《大学》《诗经》等经典文本的语句,还有“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等出自毛泽东诗词的句子……我们翻译审定时,尽可能让它保留原义的同时,使其精炼、成为译文经典。

习近平总书记还常用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阐述深刻的道理,用大白话、大实话等俗文俚语来释疑解惑,这些质朴而通俗的语句,意境深远。总书记用“钉钉子”精神做比喻,强调一步一个脚印,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态度。书中这样的百姓语,形象化的比喻很多,非常生活化,接地气。这部扎根于老百姓生活语言的文献,由于汉语言文化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差异性,给翻译人员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注意做到在尊重民族语言规律和语言表达习惯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风格,以达到原文和译文形式和内容的最佳结合。

源于汉维两个民族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等差异,翻译时看似简单易懂的话,有时却不好译。比如“中国故事”这个词,“故事”在维吾尔语里表达很多意思,就说“故事”是“故事、往事、传说……”等等,翻译时选错了词,就无法还原。再比如“中国梦”这个词,如果直译成“做梦”的“梦”,译文就会产生歧义,因为维吾尔语中的“梦”,有不可实现的、虚幻的“白日梦”之意。这显然不符合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中国梦”的本来内涵。经过专家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最后建议用维吾尔语中类似于“期盼”的一个词,来指代“中国梦”里的“梦”。建议得到了业界人士高度认同,目前此译法已经成为维吾尔语“中国梦”的规范版本。

作为维吾尔文版审定稿人员,我和同事们压力都很大。这个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是来自工作本身的,主要是时间紧,译文质量要求高,多人翻译的译稿,都要集中在我这里审定把关,需要将译稿中大量不规范、不统一的词汇进行规范和统一,这是一个繁重的文字加工过程;二是来自对这项工作的认识。接收这项任务那天起,我就意识到,这不仅是一项业务工作,更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举全局之力,全力以赴,高质量地按时完成任务。当时,除了承担维吾尔文译稿的审定把关,还需要了解和掌握蒙藏维哈朝五个语种的工作进度、三审三校等情况,统筹协调翻译工作中的各个环节,以确保整体翻译审稿工作有序推进。驻地离我的家很近,但我连续一个多月没有回家,因为还有50多位翻译专家,也在离家坚守工作岗位,他们有的来自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方……各民族翻译专家为了共同完成好此项重大任务,同吃同住、相互交流,克服困难,历经三个多月集中办公,高质量地完成了该文献的翻译审稿任务,此项工作堪称民文翻译领域的经典范例。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虽然自己觉得很累、很辛苦,但是当五个语种的领袖著作出版问世,并将其送到广大读者手中时,感觉自己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哈森:您刚才提到民族语文翻译平行语料库,我想,民族地区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一定对此很感兴趣,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目前实施的民族语文翻译信息化建设情况?

阿力木沙比提: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民族语文翻译机构,信息化研究,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工作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对民族语文进行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成为当务之急,这也是信息时代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根据新时期我国民族语文翻译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需要,发挥优势,整合资源,从2010年开始,先后完成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壮文七种民族语文电子词典及辅助翻译软件和相关语种的校对软件,汉文与七种民族文对照查询系统,维汉双向智能翻译系统和智能语音翻译软件等26款应用型民族语文软件的研发,有几款获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上述软件已广泛使用于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实践中,受到广大用户的广泛好评。

2010年开始,实施“全国民族语文翻译信息共享系统”项目,开展七种少数民族语文平行语料库建设,整合翻译文献资源,将翻译局建局以来翻译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对照本全部电子化。目前,建立起了一个较全面、系统、完整的汉文与7种民族文对照的翻译文献平行语料数据库,为实现民族语文翻译的信息化、规范化、标准化奠定了坚实的语料基础。

哈森:我想,少数民族地区的翻译工作者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会欣喜万分的。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蒙藏维哈朝彝壮新词术语汇编》,我记得新词术语规范化项目,是您到翻译局主持业务工作后最为如火如荼进行的一个项目,也请您在此为大家介绍一下。

阿力木沙比提:任何一种具有生命力的语言,它的历史都必然是一部规范发展史。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水平,满足信息时代语言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贯彻《国家民委关于做好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指导意见》的精神,为落实国家民委党组对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职能强化的有关要求,翻译局自2008年起启动新词术语规范化项目,开展民族语文新词术语规范化、标准化研究,收集、筛选、整理、分类党和国家重大会议和重要文献中出现的新词术语,邀请全国有关省区党政机关、翻译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新闻出版等单位的民族语文翻译专家,连续六年召开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语文翻译专家审定会议,讨论并审定7个语种新词术语3万余条,改进了各语种方言区之间新词术语翻译一词多译,不规范、不统一的问题,从而缓解了沟通障碍,保障了信息的畅通。可以说推动了全国民族语文新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促进了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准确学习使用和推广,保障了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正确宣传,为少数民族群众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提供了便利。新词术语规范与统一工作取得的成绩,也夯实了我局的业务建设,对更好完成每一项翻译业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哈森:您是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的局长、总译审、业务导师、业内屈指可数的二级译审、国家民委评选的维吾尔文翻译领军人才,这些都是一个普通翻译无法企及的高峰,我跟读者一样好奇您的成才之路,能否跟我们聊一聊您的个人经历?

阿力木沙比提:1957年,我出生在美丽的孔雀河畔——库尔勒。我从小在机关大院里长大,发小们基本上是汉族小朋友,所以从小就有了一定的汉语基础,后来上中学还有一周三次的汉语课。1975年高中毕业后,知青插队,正好赶上了“路线教育工作队”下乡,就调我去工作队当翻译。无论开会、组织学习还是下地劳动,我都要承担口头翻译。那个时候我才18岁,这也可以说是我翻译生涯的开始。

1979年,被分配到库尔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当了一名职业翻译,1982年到中央民族学院进修一年。由于工作需要,结业后被调到民族出版社。自己能有机会来到我国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学习深造,之后又调入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少数民族出版机构工作,对于从未离开过家乡的一个年轻人来说,简直像一场梦。首都北京——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更是年轻人学习深造、施展才华的天地。我来到民族出版社后,被分配到维吾尔文编辑室工作。宽敞明亮的办公环境中,资深编辑们的细心帮教下,书刊编辑出版工作很快就吸引了我。当时,虽然维文室的编辑力量很强,但由于年轻人少,处于青黄不接时期,亟需培养年轻的翻译编辑人员。编辑室安排我从事《红旗》杂志的翻译编辑工作。我上班的第一天,拿到《红旗》杂志的文稿准备翻译时,才知道这是党中央机关刊物,出了一身冷汗,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工作中遇到了这么大的挑战。虽然在新疆工作时也从事过几年的翻译工作,对翻译这一行并不陌生,但毕竟那都是地方机关的一般性文稿,翻译难度不大,对译文的质量要求也不太高,而今天摆在自己面前的是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权威性刊物,对译文质量要求可想而知。没有扎实的文字能力和编辑出版专业知识,光凭在基层掌握的语言文字能力和翻译水平,是无法胜任这项工作的。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要求,我变压力为动力,把挑战视为机遇,刻苦学习编辑出版专业知识,努力钻研,虚心向老编辑们请教,学习他们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每一篇文稿的翻译编辑都要认真对待,每一个词句都要反复推敲,力求达到最理想的效果,最终让读者满意。

付出的努力,没有让自己失望,凭借较强的原有母语基础及几年的刻苦学习,成为了编辑室年轻业务骨干,翻译编辑业务能力明显提高,能够独立完成图书和期刊的编辑、审稿及发稿工作。1993年到2000年间,我先后被提任为民族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主任、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党委副书记等职务。当初,全国的少数民族出版行业仍然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模式,具体表现为编印发三个环节相互严重脱节,出版品种单一,产品不对路,编辑人员普遍缺乏市场意识,出版社完全靠国家有限的亏损补贴过日子,远远落后于全国出版行业的发展形势。编辑部主任的重任压在我肩上,为尽快摆脱困境,我与同事们一起,对新疆的图书市场进行广泛调研,深入了解图书市场的变化和读者需求,调整了选题结构,维文图书品种从过去的20多种增加到了200多种,重印再版率大大提高,效益明显提升,到1994年,在出版社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民文图书编辑部的盈利。我在担任出版社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期间,主持制定了出版社的许多重大改革方案,有力地推动了出版社内部的改革。策划并组织出版了一批像《突厥语大词典》《吐鲁番木卡姆》《世界少年文学精选丛书》等具有影响力的经典图书。由我组织策划并承担责编的《突厥语大词典》获得了我国最高级别的图书奖——国家图书奖,同时获得了中国民族图书奖一等奖,由我责编的《汉俄英维电力科技词典》荣获中国民族图书奖三等奖,由我策划并责编的《吐鲁番木卡姆》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中国民族图书奖一等奖。行政管理工作再忙,我从未离开过业务岗位,参与或独立完成的译著有《中国共产党史稿》《俄罗斯作家童话选》《红墙里的瞬间》等20多种图书,翻译书刊文稿200多万字;完成了《青年思维趣谈》《十二木卡姆研究》《外国幽默精选》等上百种图书的编辑审稿工作以及上千万字书稿的终审工作。

哈森:掐指一算,您于1975年开始了翻译生涯,而今已四十余载,真想听一听您对翻译工作的切身感受,以及对我们年轻一代翻译人员的要求和希望……

阿力木沙比提:我认为翻译工作十分重要,这是由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决定的。翻译活动最本质的作用是为人类拆除语言文字障碍,促成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而这种沟通与交流的结果,往往能启迪新的感悟、新的智慧、新的视角,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推动力。多民族、多语并存,不同文化共生是我国一大国情,而通过翻译使之成为互相沟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存共荣的多彩世界,才是大家共同的期盼。空前开放的中国,呼唤翻译事业的发展。在我们多民族的国家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民族之间需要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翻译工作的重要作用和不可代替性更加凸显。新形势、新任务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翻译工作者任重而道远,我们面对机遇与挑战,要充分认识自身所肩负的使命和价值,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和水平,用我们手中的笔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精品佳作,以不辱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哈森:阿局,想一想您在民族语文工作战线上的作为,想一想您在民族语文翻译行业中的闪光点,我们的话题可以说刚说到一半儿。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聆听您给我们讲述更多有关翻译的话题。

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给全国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以及广大的读者送去如此意义重大、信息密集的一番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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